不只文艺能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任何劳动都能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沉潜于工科尤其是沉潜于机器的研制的学者即便不比文学艺术家精神愉悦,起码也不必他们精神痛苦——说实话,机器比诗文书画等复杂得多,研制机器即便不比文艺创作有趣,起码也不比它枯燥。所以,文艺存在的终极理由不是能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清初的叶燮在《原诗》中说:“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经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他这话已经很透彻地说出文艺存在的终极理由、文艺创作的内容以及文艺创作的最佳手法(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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