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终日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针对这种玄言空谈的风气，清初的汉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其要义是：
１、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纯出臆度者，不配称作学问。
２、孤证不能成立。与己见相反之证必做细考，以辨是非。非则驳之，是则弃己见而从之。歪曲、隐匿不同意见被公认作治学上的不道德的行为。
３、详细搜集、罗列有关材料，进行比较归纳分析，从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
４、凡引用前人旧说，必要言明出处。绝不抄袭剽窃（我今天的日志就是为了这句话而写）。
５、不以门户之见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即使对于师长，有不同意见，也要坦陈己见，为求学术之是非而争论。
６、遇到不同意见，不以己意强加于人，同时充分尊重他人意见，如果两见终不相合，则并存而留后人鉴定。决不对学术上有不同意见者做人身诋毁和攻击。
７、在学术上主张终生专治一学，作窄而深的研究。
８、文体崇尚简朴扼要，力戒漫衍浮夸的空论。
可见，清初考据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很有科学精神。这种治学方法对备受汪晖抄袭晦涩的学风败坏的当代学术界来说，仍然有借鉴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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