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传统中国的技术是远多于科学的。……技术属于应用的范畴，是可以从经验中摸索而得的，而且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科学则是对于自然现象各方面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但要有精密的方法和工具，并且还必须有精确的理论说明。西方文化在这一点上则显得精彩。……无论就数学、天文、物理、生物各部门的成绩或系统分类而言，西方的科学在希腊时代便已超过中国。只有在实用技术方面，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前尚不甚逊色而已。”
比较而言，西方文化更执着于“科学”，中国文化则执着于“技术”。西方古代的科学与中国的技术最难于合流，倒是在西方近代，实用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在重视“技术”这一点上，可以与中国“合流”。而欧洲科学性的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不过是撷取了其科学传统自身的果实而已。可以说，辉煌的技术之果虽然来自对自然辛勤探索的科学之花，但是，西方的哲人、科学家在当初从事科学事业的时候，并没有沾沾于技术之果，而是仅仅为了探索真理、认识世界。实用技术不过是科学的副产品，是科学家没有想到的“不期之果”。与此截然相反，中国文化由于无意于认识世界、探究真理，而是执着于生命的安乐；所以，科学虽然为中国文化所冷淡，但是对生命安乐有利的实用技术倒很受中国人的欢迎。因此，中国人一旦模模糊糊地把握了事物的整体特征，达到使用的目的，就心满意足了，而并不探究“为什么”能用，中医便很具有代表性。钱学森就曾指出，中医还不是科学，只停留在“前科学”阶段。但是，中医却能“用”，好中医大夫甚至能治疗西医治不了的病；然而由于中医不是“科学”，灵活性和模糊性太大，好大夫与坏大夫的差异太大，所以又使人不敢依赖中医。其实，何止中医，据统计，在中国科学技术成果的总分中，理论成果和实验成果总共才占百分之二十，而技术成果计分却高达百分之八十。四大发明便集中表明了中国实用技术的发达。
余英时说：“基本科学的研究不以实用为最高目的，而是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这是运用理性来解释世界、认识世界的。至于科学真理具有实用性则是次一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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