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先生的《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北京第1版，2010年4月第1次印刷本，第404页正数第7行：
“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 （１）（字下的线和序号为黄智所加，下同），（２）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挤（３）击，而已消沦（４）于不知不（５）觉之间……”这是陈寅恪悼念王国维自尽时说的话。
汪晖先生引用区区这么几十个字，就有五处和原文不符。我依据的底本是刘桂生、张步洲编的《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1版，1996年北京第1次印刷本。（１）处遗漏了一个“迁”字；（２）不是逗号，应该是分号；（３）不是“挤”，而是“掊”；（４）不是“消沦”，而是“销沉沦丧”；（５）“不”是衍文，原文是“不知觉”。可见，汪晖先生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不认真，功力也不深。这里涉及一些古今汉语的差异等常识问题，限于时间，就不说它了。
汪晖先生在后面随即解释说：
“纲纪之说，无所凭依”，显然是说，“纲纪”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必须以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实践为依托。
这句话汪晖先生既没加引号或另起一段，也没做任何注释；其实，这句话不是汪晖的原创；这句话和上面的引文都出自陈寅恪先生的同一篇文章——《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汪晖暗袭充为己见的陈寅恪先生那句话的原文为：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
汪晖把“有形”改为“特定”，把“表现”改为“实践”。我不期然而然地发现了汪晖涉嫌抄袭的一个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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